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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外家具系列
  •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也随大家撤离
  • 本站编辑:admin发布日期:2019-01-13 20:01 浏览次数:

  原标题:山阴路上,不仅有鲁迅先生的藤椅■本报记者沈轶伦 沿着四川北路到山阴路,在这条路的中间点

  沿着四川北路到山阴路,在这条路的中间点上,正好能看见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。

  曾经,在内山书店内,背向店门处,有一把属于鲁迅先生的专座――一张藤椅。如今,藤椅不在。但先生留下的故事,依然在这条路上传颂。

  1932年夏天,年轻人孔另境因为党组织传递革命书刊在天津被捕。关押百日后,被营救释放。回到上海姐姐家中,已是寒冬。

  从姐姐,也就是茅盾夫人孔德�b口中,孔另境得知是鲁迅托人救了他,一时激动起来,要登门“去结识这个富有侠义心肠的老头儿”。他一口气跑到了鲁迅当时居住的虹口四川北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(北川公寓)。等奔上3楼拼命按响4室的电铃后,他才觉得自己有一点冒失。不想来开门的竟是鲁迅先生本人。和蔼的鲁迅先生请孔另境抽烟,他故意回避年轻人向他探问营救的复杂经过,总是把话头扯开,而手足无措的孔另境到告别时,也没能把“感谢”两字说出口。

  两个月后,孔另境再去拜访时,发现鲁迅正准备搬家。1933年春天,孔另境见证山阴路迎来最重要的居民――鲁迅入住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。

  像一环扣着另一环,正是因为鲁迅的关系,山阴路先后迎来瞿秋白和茅盾入住。也像某种命运的安排,后来,孔另境自己也在临近的四川北路度过了下半生。在那些岁月里,如果孔另境沿着四川北路到山阴路,那么在这条路的中间点上,正好能看见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。如今,这家书店已经不在。但其旧址,即今四川北路2050号的内山书店旧址陈列室,日前全新亮相。室内陈列的照片和文字,记录下当时中国一批左翼作家和艺术家们在书店留下的足迹。

  曾经,在内山书店内,背向店门处,有一把属于鲁迅先生的专座――一张藤椅。如今,藤椅不在。但先生留下的故事,依然在这条路上传颂。

  1903年至1911年,在虹口区,公共租界越界延伸四川北路武进路以北路段,吴淞路、海山路以北路段和溧阳路嘉兴路以北路段。在这一时期,租界擅筑多条路,包括江湾路(今东江湾路)、黄陆路(今黄渡路)、窦乐安路(今多伦路)、白保罗路(今新乡路)、赫司克而路(今中州路),其中也包括施高塔路,即今山阴路。

  在越界筑路前,虹口区内仅有邢家宅等自然村8个,至1891年,始建寿德里(今吴淞路670弄)等里弄房屋。20世纪30年代前后,随着英、日和华商先后在虹口区境内投资建房,溧阳路两侧的花园住宅和狄思威大楼(今溧阳大楼)、北端公寓(今长春公寓)、拉摩斯公寓(今北川公寓)、施高塔大楼(今山阴大楼)、捷克大楼等,均为结构良好的住宅和公寓。另有安慎坊、大德里、永安里、永乐坊、兴业坊、大陆新村等新式里弄也在这一时期出现。上世纪初,大量日本侨民沿四川路涌进虹口。1917年,日本人内山完造夫妇来到北四川路魏盛里(原四川北路1881弄),在此创立内山书店。

  初期,书店由内山完造夫人内山美喜子经营,主要销售基督教方面的书籍。1927年,鲁迅在此购书时与内山完造夫妇相识并结成挚友。就在这一年,不远处的山阴路,这条日后将成为他们寓所所在的路上,却不平静。

  1927年,山阴路上的恒丰里69号-70号成为江苏省委机关。是年6月26日,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,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: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,郭伯和任组织部长,王若飞任宣传部长。会议进行到一半,忽然有同志来通知,一位知道恒丰里地址的交通员被捕,会议场所可能暴露。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,大家撤离会场。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也随大家撤离。下午他回到恒丰里,看见没有异样,就继续回屋工作,不料警车伺机而至,将陈延年、郭伯和、黄竟西、韩步先四人逮捕。穿着粗布短衣的陈延年,自称是被雇佣的烧饭司务以隐藏身份,但面对酷刑,韩步先叛变,当堂指证了陈延年,使他的身份暴露。1927年7月4日晚,陈延年被反动军警押赴刑场。刽子手喝令他跪下,他却高声回应:革命者光明磊落、视死如归,只有站着死,决不跪下!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,松手挥刀时,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,这一刀未砍着颈项。最后,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。

  1927年,郭沫若因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到上海避难,一度到内山书店寄宿;南昌起义失败后,他再次受到内山书店保护。大时代下,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本来只是贩卖书本的书店,最终也被裹挟其中。

  1929年,营业不断扩大的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(今四川北路2048号,近山阴路口),此后内山完造与夫人共同经营书店。上个世纪30年代,左翼进步书刊多为当局查禁,内山书店因地处租界越界筑路地区,由外侨经营,成为出售这类书籍的主要场所,许多中国文化界人士慕名而来。来沪日本文化人士也常通过这一渠道与中国文化人士相识。中日文化人士常在书店内漫谈,内山称之为“漫谈会”,并为之编印杂志《万华镜》。田汉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欧阳予倩、鲁迅等都在这里留下身影。

  当时,这是幢坐北朝南的西式假三层房屋,原属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产业。上世纪30年代,书店楼上为内部用房,底屋为营业部。营业部东、西、北三墙为高及房顶的书架,中央设有两侧带平台的书架。在中央书架的北端为顾客漫谈席,南端为付款台。北墙左右分设两门,分别通向事务室和打包间。事务室外通后门弄堂。

  周海婴记得内山书店“单开间的门面,左右有两个橱窗。店里经常出售最新书籍,橱窗的玻璃上不时更换着招贴广告”,“读者进店内仿佛来到书籍的海洋之中”。书架一直顶上房顶,满满当当,丝毫不留空隙,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。周海婴每次来书店,“总要爬上高梯,居高临下,俯视一切。俨然成了一个‘盖世英雄’。”

  1930年3月19日-4月19日,鲁迅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、左联等组织被通缉,避居于内山书店。1932年1月30日,鲁迅因“一二八”事变再次避居内山书店。内山书店的后门,正好通向内山完造的住宅――千爱里3号(今山阴路2弄3号)。万一有情况,鲁迅可以马上从书店撤走。

  患难之交,使得鲁迅乐于将这家店作为自己的另一个房间。除非生病或者有事,鲁迅几乎每天都到店里来,也在这里会客。

  1928年夏衍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;1934年11月东北作家萧红、萧军来上海见鲁迅,也是约在内山书店。鲁迅体贴地告诉年轻人“那书店,坐一路电车可到。就是坐到终点(靶子场)下车,往回走,三四十步就到了”。1935年底,邹鲁风作为北平学联代表与鲁迅见面,也是在内山书店。

  周海婴记得,“冬天我随父亲到内山书店时,就见他和完造先生在低矮的圆形瓷炭盆边围坐,盆内架一只三腿圆架,上座茶壶,冲饮日本宇治特产清茗。我无事可做,对拨弄炭火发生兴趣。用铁筷(尾带金属链条)拨夹火炭,大放阵阵暖气,驱赶室内的寒冷,使大家的脸颊热得通红。”

  至于内山完造对中国的感情,在一件小事中可见一斑:许多来过书店的人,都有印象――书店正门外沿街处,设有免费为行人供应茶水的茶桶。路过的穷人、苦力和乞丐都高兴地来喝水。1937年7月的一天,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、手上牵着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路过书店。那天骄阳似火、酷热难耐,偏巧茶水桶里的水喝完了,“他们拿着空罐子说不出话,一脸难过的样子”,内山见了,连忙拿来了一大壶麦茶,他们立刻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。内山问他们从哪儿来,母亲回答“温藻浜”(即�藻浜),问他们要去哪里,答“要打仗,去逃难”,内山这才知道,在上海,中日开战也势不能免。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内山书店曾营救过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夏�D尊、许广平等。但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10月,书店停业,由王造时经营的前方书店接收。内山夫妇离开中国。直到最后一刻,书店里还保存着鲁迅先生生前一直坐的藤椅。在鲁迅去世以后,藤椅还留在原地。内山完造说,那是“先生的遗物”,“我桌边的椅子(先生的定席)已成了徒然引起我泪水的遗物!”

  1972年,孔另境去世。也在同一年,他的夫人到内山书店隔壁四川北路2056号的新华书店工作。她在文艺组当营业员卖连环画。她的女儿记得,店内收款用像布店那样的拉线,吊得很高,“母亲长得矮,垫上两块大砖还要踮起脚,用劲甩,跳上跳下。”

  此时,距离青年孔另境第一次去见鲁迅,正好过去了四十年整。(参考《虹口区志》《内山书店:这里有“先生的专座”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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